今年7月1日，强制性垃圾分类制度首先在上海启动。彼时，公众对这一全新的垃圾分类制度能否取得成功有着诸多怀疑，甚至是质疑。时至今日，据笔者观察，上海的强制性垃圾分类制度已经基本落地，其过程值得总结。

　　上海的强制垃圾分类制度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成功。

　　居民的垃圾分类开始从自发走向自觉。如果说开展垃圾分类的习惯一开始是被“逼”出来的，那么现在从居民家庭到社区，定时定点垃圾分类已经基本变成居民每日生活的“必修课”，成为一种自觉的新兴生活方式。

　　居民的垃圾分类从量变走向质变。根据传统理论，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会受到居民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很难越过某些因素而实现垃圾分类的目标，比如家庭收入、教育背景、职业等。但事实表明，居民垃圾分类还存在一个重要的行为机制，那就是“跟随效应”。一旦垃圾分类的占比越过某个水平，后续的居民和社区就不太受其家庭和社区特征的影响，而会自觉地“跟随”加入垃圾分类的行列，这一点在近期体现得非常充分，比如推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的难度大大变小了。

　　社区垃圾开始从增量走向减量。随着垃圾分类在社区的推进，笔者观察到各类垃圾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减量化趋势，每日一扔的垃圾分类习惯等，在时刻提示居民要适当控制垃圾数量。

　　为什么上海垃圾分类能出人意料地取得如此成效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力量以及背后呈现的规律。

　　其一，强制性垃圾分类制度的本质是一种从属于“命令与控制”的环境规制，相较于十多年前开始推行的“绿色账户”制度，以及各种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一环境规制无疑具有更强的约束性，并带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基于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可以发现，环境保护大都正是从“命令与控制”的行政制度建设开始，才能取得后续成效。这是基本规律，也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制度体系的根本力量所在。

　　其二，垃圾分类制度要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适应。两者间的关系其实正是一种重要的微观机制，也就是说，具体表现为居民生活内容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才是决定垃圾分类能否有效推行的决定性微观制度力量。离开了这个基础条件，垃圾分类不仅难以实现他律，更是难以从他律走向自律和自觉。

　　其三，在推行强制性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居民与社区间呈现出明显的竞合性。从一开始的被动观望，到后面的主动跟随，体现了居民间、社区间、区域间高水平的理性竞争以及有机合作关系，并极有可能就此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格局。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居民垃圾分类行为背后的行为制度力量。

　　总之，强制性垃圾分类制度的成功落地，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制度力量、市场的微观制度力量以及社会的行为制度力量，同时也离不开这三种力量背后的内在发展规律。（李志青）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