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绿会在广西、江西、云南、湖南、安徽、广东等中华穿山甲传统分布区域的实地调研，并结合绿会穿山甲保护项目合作伙伴、志愿者的红外相机野外记录和走访情况，近3年内，仅有效记录并查证到11只中华穿山甲，且在中国大陆地区长期未监测到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的存在。目前，除在中国台湾地区有1.5万-2万只中华穿山甲外，我国其他地区均未见或仅见零星个体存在。因此，可以判定中华穿山甲种群在大陆地区已极度稀少，呈功能性灭绝状态。
作为现存唯一的鳞甲目哺乳动物，穿山甲主食白蚁和蚂蚁，喜夜行独居，通常生活在空心树或洞穴之中。有“森林卫士”之称的穿山甲每年最多能够吃掉大约700万只白蚁和蚂蚁。在一片面积约350亩的森林中，只要有一只中华穿山甲存在，就可以有效控制白蚁种群。
相关专家表示，中华穿山甲在中国大陆正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只有快速、科学、系统、全力推进中华穿山甲保护工作，才有可能避免其在中国大陆地区走向彻底灭绝。
目前已知的穿山甲有包括中华穿山甲、印度穿山甲、马来穿山甲、菲律宾穿山甲、大穿山甲、树穿山甲、南非穿山甲和长尾穿山甲在内的8个品种，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南部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其中，中华穿山甲主要分布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
现年71岁的广西大学动物专家周放教授对记者表示，上世纪80年代，他在华南做野外调查时看到或者踢到穿山甲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末，就很少再见到穿山甲了。“当人们想去研究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
作为国内少数几位研究穿山甲的专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吴诗宝曾撰文表示，从上世纪60年代到2004年，中华穿山甲的数量锐减88%-94%，由常见物种变成了极度濒危的物种。
“绿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穿山甲主要栖息地走访了大量曾在当地从事猎捕工作的人，受访者均表示已经有5-15年没有在野外见过穿山甲了。”绿会秘书长周晋峰说。
绿会穿山甲项目负责人张思远在走访时发现，近30年几乎没有人见过中华穿山甲，80、90后青年人则大多不知道也不认识穿山甲这一物种。
曾多次带领志愿者深入森林寻找穿山甲的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会长周灿英对新京报记者说，从2016年起，他们在湖南、江西曾有穿山甲出没记录的区域陆续架设了多台红外摄像机，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拍到穿山甲。
绿会秘书长周晋峰告诉记者，近两年在福建、江西、广西等地都有发现中华穿山甲的消息出现，但绿会跟踪调查时，发现者均未能提供包括照片拍摄细节、穿山甲粪便样本等进一步证据，因此不能确定观测到的中华穿山甲是否来自当地。
“考虑到在观测到中华穿山甲出没的地区也发现了更多数量的马来穿山甲，因此不能排除被发现的穿山甲是被走私进来的可能。”周晋峰说。
尽管中华穿山甲在大陆的数量已极其稀少，然而是否达到功能性灭绝的状态仍存在争议。多位穿山甲研究者均对记者表示，判断一个物种是否已经功能性灭绝要格外慎重，需要足够的科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的曾岩博士对记者表示，“中华穿山甲应该还到不了功能性灭绝的状态。根据去年红外相机以及零星观测到的数据，在华南地区可能还有能自我维持的小种群，但是特别小。”
她表示，考虑到中国台湾地区和越南北部仍有健康种群的存在，就中华穿山甲这一物种而言，距离功能性灭绝尚有一段距离。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吴诗宝认为，从保护角度讲，具体数量多少不是重点，这一数量能否维持一定的种群密度才是需要关注的。虽然中华穿山甲的数量并不像熊猫那样稀少，但是考虑到广阔的地理分布，过低的种群密度会给穿山甲的交配带来困难，从而提升潜在的灭绝风险。而是否出现功能性灭绝，还需要用科学说话。
关于穿山甲数量低于多少会造成功能性灭绝，台湾穿山甲专家孙敬闵博士向记者表示，这一问题还没有科学研究的定论。参考其他哺乳类物种，一般情况下，野外个体低于几百只就有可能功能性灭绝。如果种群之间的连接性较低，那功能性灭绝的可能更大。
国家林业局在上世纪末进行的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的穿山甲数量约有6万头左右，生态密度为每平方千米0.001-0.056头。到2008年，中华穿山甲的数量约为25100-49450只之间。另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在2018年发布的数据，中华穿山甲在过去20年里数量减少了90%。
“知之甚少”是穿山甲专家们经常提到的词，由于种源过少，研究人员对穿山甲的了解主要来自历史资料以及对圈养种群的习性研究。然而对穿山甲生态习性的不了解，也给人工繁育工作带来了更多困难。
绿会发布的报告中称，穿山甲繁殖缓慢，一般在每年的4、5月份交配，孕期为5-7个月左右，每年只生一胎，通常每胎只产一仔。因此中华穿山甲在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后，通过自然繁殖很难恢复，且极易因人类活动干扰等导致彻底灭绝。更令人忧心的是，当前人类对中华穿山甲的研究十分有限，至今未实现科学有效的人工繁育。
吴诗宝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就现有的人工繁育技术水平而言，在人工环境下维持穿山甲的生存是可以的，但这并不代表繁育技术已经成熟。穿山甲在食物上的特化性较强，在营养配比、物理环境的维持上都有较高要求。
今年3月，一批被查获的马来穿山甲被送往广东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救护。这批穿山甲的食物来源成为包括张思远在内的众多救护人员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除了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的专家紧急制作的一批需要低温保存的特殊配方食物，救护人员还从网上订购了贵州凯里的干黑蚂蚁，并拜托云南普洱的佤族乡亲快递来了当地的白蚁窝。在参与救护到现在的一个多月里，救护人员们爬树或是深入树林寻找、摘取蚂蚁窝并小心运回救护中心一直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对于能否通过人工繁育来恢复种群数量，曾岩认为，人工繁育的种群增长时间较长，同时由于中国大陆的中华穿山甲种源数量较少，人工繁殖过程中遗传多样性会快速丢失。此外人工繁育出的种群在野化过程中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作为环境适应性更强的原生物种，中华穿山甲的种源已经很难找到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中国穿山甲研究中心主任朱绍和博士认为，通过人工繁育的方式来维持中华穿山甲种群数量其实不是短期内的最优选择，还是应该加强对穿山甲的保护，并从中国台湾或国外重新引进中华穿山甲。
他所在的团队正在尝试从分子层面去了解穿山甲如何应付病菌或该病菌如何攻击穿山甲的机制，这可能会帮助人们更好地救助穿山甲。
绿会发布的报告称，导致中华穿山甲功能性灭绝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人为因素，除对其栖息环境的干扰与破坏外，因对中华穿山甲鳞片药用、食疗等方面的需求而引发的人为捕杀，也是中华穿山甲数量锐减的另一重要原因。
“吃、利用和栖息地环境变化是造成穿山甲数量快速减少的几大原因。”吴诗宝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近年来，以入药为主的市场利用是主因。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调查显示，在亚洲，有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由于亚洲本地穿山甲已被消费得所剩无几，非法商人开始从非洲贩运穿山甲。该组织2016年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约100万只穿山甲被捕获，其中约1/10走私到中国。近十年来，中国查获的穿山甲走私案件有200多起，查获活体与死体穿山甲数量15000余只。
2016年，《国际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将8种穿山甲列入附录，即完全禁止国际贸易，该提案已于2017年正式生效。
随着打击非法贸易执法力度的加强、以及公众宣传教育效果的逐步显现，包括食用、装饰用等在内的穿山甲非法需求已有所降低。
然而现在，穿山甲合法需求量依然巨大。《中国药典》中记录了中华穿山甲的功能主治包括：消肿溃痈，通经下乳等。在中国，穿山甲甲片可药用，但仅限于定点医院临床使用和中成药生产。
2008-2015年间，国家林业局每年披露的穿山甲甲片消耗控制量，即批准使用量，约为每年26.5吨左右，相当于5.7万头穿山甲。而CITES贸易数据库记录显示2001-2014年间，中国年均甲片（商业、科研、教育）进口额仅为446千克。这中间的差额只能通过国内库存以及非法贸易来填补。
数据显示，仅2018年，国内6个海关就共查获走私穿山甲鳞片38.14吨，这意味着约有6万只穿山甲惨遭杀戮，这其中大部分是非洲穿山甲。
为更好地保护穿山甲，绿会建议取消穿山甲药用标准，从药典中删除，今后不得再用甲片制药。对已生产出的含穿山甲成分的中药成方制剂进行查封，禁止出售。对库存甲片予以公开销毁，彻底消除流入市场的可能。
取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药用标准此前曾有先例。1993年国务院曾在《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中提出，取消犀牛角和虎骨药用标准，不得再用犀牛角和虎骨制药。
目前，在穿山甲生活的51个国家和地区，其均被列为濒危物种。中华穿山甲和马来穿山甲更是在2014年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极危名单。危险程度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
按照濒危程度由高到低，受危名录部分可以分为极危、濒危、易危三个细分类别。2016年，大熊猫的濒危等级由濒危被降为易危。
然而现在，穿山甲在中国仍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推动穿山甲成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目前尚未有结果。
曾岩表示，需要给穿山甲一个明确的身份，以便投入全国的力量加以救护和保护，这将有效减少因技术分散和人工救护分散造成的损失。
吴诗宝也在采访中称，由于野生穿山甲已经难以找到，因此更应提高救护水平，尽可能地保护好被送到救助中心的穿山甲。“救护工作仍缺少系统性规范，有关部门应该尽快推出统一的技术规程和救护管理制度，对救护主体资质以及救护、放生、后续监测过程中的标准和流程进行规范。”
一位参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修订工作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表示，名录自1989年施行以来一直未进行修订。按照计划，新修订的名录或将在今年年底前颁布，在修订稿中穿山甲是列在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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